190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基督教和远东”的书，作者是法国的法学家Léon Joly。这是一个对传教史的批判性分析。雷鸣远在1908年读到这部作品，他加倍相信中国主教制的建立(这个目标在17世纪已经提出)刻不容缓，并相信为了实现这一点，圣座就应该直接在中国呈现，而不再通过中间的保护国法国。Jarlin主教作为一个有真正的信仰的使徒，非常钦佩天津的这项活动，但他热情和多方位传教活动也使其处于相当的忧虑中。他担心会有风险，创建学校提高中国基督徒教育水平(这正是雷鸣远自1905年以来所要做的)将会起到一种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教会的目标之外，并且将会分流大规模皈依目的必不可少的资金和资源，在当时来看已被证明极为有前途。象雷神父1912年那样主动设立天主教报刊，在报纸卖出遣使会的领地之外并不可避免地解决政治问题时，一定会对传教造成妨碍吗？首先，雷明远肯定正在中国化(就在这个时候，Vincent Lebbe 起了他的中文名字，意思是“远处轰鸣的雷声”)，在这方面他已经成为无条件的冠军，这使法国的外交官们感到不安，在主教的眼里谁代表了传教的最可靠支持？1912年，天津地区成为宗座代牧区，新主教杜保禄蒙席选择雷神父担任新的副主教。因为认识到在他的教区中开始的运动的功德归功于前总铎，开始在他的区是由于前院长，主教最初给了他相当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