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教赵保禄负责此事，但是赵保禄蒙席并未回复雷神父在1917年12月18日为响应“宁波总铎区思想方法的函件”而写给他的信，在信中他用很长的篇幅阐述了“我泣血写成的卑微请求”，主要针对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几点看法：承认并鼓励中国人爱国精神的必要性，由中国主教管理的“生活的教会”代替外国人管理的领地所组成“精神殖民地”的迫切需要，还有源自这两个必要性第三必要性，那就是将教会和教权分开，因为这形成了“才俊之士进入教会的障碍“。在此期间，雷鸣远开始他的朋友Vanneufville蒙席书信联系，后者已被任命为罗马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驻罗马的代表。Vanneufville蒙席将雷神父的报告转发给了罗马传信大学当局。这些请求加上由少数开明主教以及汤神父转交到父梵蒂冈信息，以及其后1918年7-8月间有关在北京成立教廷大使馆方案因法国投票遇挫，造成教廷的果断干预：1919-1920年派视察员检查中国的传教，三年后赋予当时更大传教自由的夫至大通谕，1924年派出教廷代表组织第一届中国教会教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