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四年后，在1916年，一个中国的利益和法国的利益严重对立的事件让一切都成了问题。天津法租界当局考虑在邻近的一块从中国手中买到的土地上建立牧座，一次长期扩大其领地并通过并吞未来建立天主教堂的这块地方来扩大法国的影响力，进而使传教士豁免纳税。中国市政府提出了抗议。这座城市局势开始变得紧张。为努力回复和平，雷神父写信给北京的法国公使，呼吁法国在中国扮演其在欧洲战争中同样的角色，也就是维护法律保护弱者，从而确保公平。公使的反应是向杜保禄蒙席发送一封威胁信，后者又逼迫雷神父禁声。面对朋友们的指责，雷神父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他很快成为反对法国的象征。因此他要求他的主教暂时把他送到天津以外的地方。主教和遣使会视察员抓住机会做到这一点，并在最后一刻使最初的临时措施最终变成无法更改。1916年6月24日，雷鸣远离开他的城市。在他余下的生命中，对于教会当局来说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甚至在1927年为了成为天津市民而加入了中国国籍。许多曾担任天津运动领导人的中国和欧洲神父都被派往中国的其他地方。然而，当地宗教当局并没有在强加“标准化”上取得成功，因为当雷鸣远青年时的好友汤作霖在1916年到达中国北方时，他拒绝在这个既成事实面前弯腰。正是汤作霖首先向巴黎遣使会的上司写信，然后又写信给罗马的传信大学，不但凸显了这种局面的不公正性和可能对当地福音传讲活动的严重损害，还提出了更大的更微妙的问题，那就教会将通过任命中国主教，甚至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行动方法而成为真正的中国人的教会。汤作霖在1917年2月送往罗马的函件是拟定1919年11月30日夫至大通谕的确定来源。